个体化的痛苦与酒神冲动

我们常感叹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理解,乃至痛恨自己个体性中使得自己与他人面目相异而无法在灵魂上接近的元素。

我们常为人与人之间疆界的明确而烦恼,诉诸“孤岛”的譬喻。我们爱而不得,分分合合,因自己作为个体具有明确利益且与他人无法相容的事实,“不惜为它自己这沧海一粟保存得更长久一点而毁灭这世界”[1]的性质感到一种巨大的悲怆。

进而我们为观念立场,哲学与哲学之间的对立,意义世界的支离破碎,真理的难以寻觅,个体的虚无,感到迷茫。

且不论上述阐述是否是被蒙蔽着的,是否是一种个例的极端特化,又含有多少“现代性病症”,又我们若反思生活,则不免体会到一种个体化的痛苦,人与物,人与人,人与真理的对立。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痛苦性质,至少在思虑生活而又未能寻获一种能导向自我真理的人生哲学的人们间存在着。这是叔本华的个体化原理,由于时空相异的规律导致的,我们各自囿于自己这一狭小的个体当中,以空间不相容的形式“孤独”存在的现状。我们或许可以着重考察它的发源,若给其命名,即“个体化的痛苦”,它先于原理地存在,直观地存在着。

一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第一节开篇即提到“只要我们不单从逻辑推理出发,而是从直观的直接可靠性出发,来了解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尼采对酒神精神的阐发,起点正是位于叔本华提出,而普遍地存在的个体化原理。“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我们就瞥见了酒神的本质……”酒神状态能够使人从个体化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最高的欢乐”。它是个体解体,消除“个体化的痛苦”的路向。“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和解的节日。”人类是大自然的孩子中惟独能够自觉个体化原理并深切感受其痛苦者,其身上具有的这种鲜明的酒神冲动,是本文讨论的基础。尼采对“酒神精神”的阐发是一种艺术、人生的哲学,它经历着与尼采本人人生相伴的长足的发展,但本文着眼的正是其在尼采著作中的滥觞,一种抵抗个体化原则,个体解体的冲动。于是我们沿革(或借用)着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思想,正式用该词命名这样的冲动,酒神冲动。

直观的“个体化之痛苦”存在于悲剧《莎乐美》之中,年轻的叙利亚军官奈拉伯斯,面对莎乐美的要求时左右为难。奈拉伯斯自身具有着被希律王命令的立场,违反命令是对自身个体存在的损害,其或被问罪。但奈拉伯斯受到一种冲破个体化的感召,这种感召来自于他对莎乐美怀有的爱慕。两难的痛苦(此处我们或能够诉诸尼采的“日神精神”,但篇幅所限,日神精神正是对个体化的肯定,但文中的观点在否定的意义中谈个体化原则,而非肯定的发展的态度,更未涉两种精神的正反合,因而不借用)撕扯着叙利亚军官,痛苦又在莎乐美欲亲吻约翰,自己的爱慕受阻时无限放大了。

莎乐美在向约翰告白,请求约翰的注视和吻之时,一种个体化的痛苦和烦躁攥住了她。约翰是看向上帝的先知,他将一种双重的“不看”,作为他于自己同莎乐美之间竖起的巨大壁垒,横亘在请求融合的莎乐美面前。莎乐美的即使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亦没有被正视,约翰似乎不相信个体之间的任何沟通与交融,因而用“希罗底(不义之女)的女儿”,“巴比伦、所多玛之女”的称谓,将莎乐美之中燃烧着的酒神欲望堵塞住。

上述是《莎乐美》中个体化痛苦的概述,那么它是如何回应此种痛苦的呢?

死亡:个体化痛苦的排解

个体生命,而非沉思着,反思着的我们渴望着的世界本体、原质、是我们唯一能够感性地、直截地体悟的东西。但处在个体化痛苦之中的人们往往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发现只要我们(如此,庸俗地未开解地)处在个体生命之中,就无法从人与物,与自然,特别是与人的,彼此之间疆界中解放出来,就无法接触到包括真、善、美、人与人之间普遍的真实的爱,诸如此类的超越性存在。不仅是处于个体生命中导致的,甚至是个体生命本身就蕴含着这样的性质。

因而人产生一种否定个体生命的冲动,并非是个体生命的难以为继,而是对个体生命的强烈否定。也即,死亡是人们在经历个体化痛苦之时会想到的东西。人很少能达到对生命的,自觉自愿的结束,但人对死亡的体验,形式极为多样,包括但不限于濒死体验,自杀准备,甚至此处正在进行的对死亡的回忆、反思和言说。也就是说人朝向死亡的行动是普遍的.这种冲动、本能也正是酒神式的。

在对死亡的回应中,我们发现《莎乐美》的个体化痛苦能够进行展开了。第一次富有象征性的死亡,即年轻的叙利亚军官,奈拉伯斯的死亡。他的自杀或许是一种激情之下的冲动,但这种激情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在短暂的瞬间之内对个体化痛苦的直接遭遇和高度感知,而死亡是这种感性收到极大冲击之时一种富有必然性和本能性的回应。(我们在此且不用旁的学说试图揭开死本能的概念,而是关注个体化原则下,个体生命的否定与个体痛苦的解除)奈拉伯斯对个体化痛苦的遭遇有两次,缓慢的必然的与急迫的突然的遭遇使得他对个体生命的否定尤为急切,

死亡的意象和命题从一开始就未曾离开之。奈拉伯斯身上具备的,正如上文所言来自于对莎乐美的爱慕的,一种酒神性的冲动,较他的同僚军人浓烈得多,他的角色也就当然显著得多。(这种爱慕似乎也具有着双重性,欲望与审美的两种气质,而审美的性质在死亡、悲剧、个体化的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后文试图讨论之)士兵于舞台上三番五次地拒绝莎乐美接近约翰的意愿,但叙利亚军官在爱慕和莎乐美充满酒神性的话语,“你会为我这样做的,奈拉伯斯。……我会透过面纱望着你,我会看着你,奈拉伯斯,我会对你微笑。看着我,奈拉伯斯,看着我。啊!……”,在莎乐美言辞中融为一体,使个人边界褪去的许诺中,他的冲动让自己不甚犹豫地带来了先知约翰。这个过程中,他不顾生存的根基:一己职务,不顾被问罪的可能性,不顾对自己生存利益的损害,实际上已经召来了一直存在于其身后的死亡。而最终决定这种死亡冲动的,是他见证着莎乐美与约翰个体生命的不相容甚至互相损害,最终这种个体性原理已经揭示的不相容,来到了自己头上。在欲望层面,他对莎乐美的欲望被莎乐美欲求亲吻约翰的话语扑灭;在审美的,酒神的层面,他感到莎乐美同自己真诚地融为一体的话语只是一种手段,莎乐美也无法脱离个体化的囹圄。强烈的否定让他在一瞬间选择死亡,这死亡在上文中一点一点被注明,对于奈拉伯斯来说是一点一点被揭示出来。

莎乐美的觉醒

如果说奈拉伯斯用以消解个体化痛苦的死亡仍然能被现实地理解,那么莎乐美的死亡与酒神冲动似乎更具有深意。莎乐美在酒神冲动,酒神精神的方面是一个具有天赋的“觉醒者”,关于莎乐美自其母亲、出身、性别、立场的关于其特殊性的研究论述汗牛充栋,她同时是一个抵抗个体化的象征,这种抵抗其实是贯穿剧目的开头和结尾的,因为希律王将莎乐美及其母亲作为权力的棋子和欲望的客体,正式深深陷入个体化,为着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攫取和排除他人的形象,莎乐美对希律王的抵抗,是一种寓言式的,嘲讽式的抵抗。

但莎乐美在剧目的开始并非酒神式的形象,先知约翰的出现是她“觉醒”的转捩点。莎乐美对叙利亚军官的言辞含有着“巧言令色”的意味。“而你,甚至是你,也怕着他吗,奈拉伯斯?……你会为我这样做的,奈拉伯斯,到了明天,当我的轿子通过大门时,我会为你抛下一朵小花,一朵绿色的小花。”为何这种言说方式透露着个体化的意味?当人愈为个体生存,在时空、世界上的保存和扩张而行动时,那人所说出的话语便愈远离自己真实的冲动,愈不是反映世界,反映真相的话语,而是一种为合目的进行修饰的话语,是述行的表达个体行动和意志的话语。当莎乐美修饰她的言辞,对奈拉伯斯亲切使用短句和花朵的譬喻,我们意识到略轻佻的,明显矫饰过的口吻背后,是她为满足自己单纯好奇心而驱使爱慕自己的军官的,一种(或对军官来说)极富有个体化悲哀的行动。

但约翰的到来令莎乐美的酒神冲动,消弭个体化痛苦走向交融与永恒的个性“觉醒”。作为先知的约翰,实际上也独具智慧地呈现出一种对个体化悲哀的领悟和参透,他始终看向作为超越性存在的上帝,自觉地无视、否定着着莎乐美提出的交融的欲望。约翰似乎是一个个体化原则面前的“绝望者”,在语言中的体现即,他矢志不渝地用隐晦的譬喻传达着自己关于真和一体化的理想。譬喻是对直白的欲望的另一种修饰,它并不是合目的的,不是服从于人的个体化的,而是屈从于个体化,知道直白的,反映对一己之“真”的言说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谈中是无效的,无法穿越厚重壁垒的,因为普遍性既是行不通的,也是与个体的无限度伸张相抵触的,正如施洗者约翰在《圣经》中因尖锐批评希律王而被杀的原典。从而富有酒神精神但因无法找到消解个体化之路径而郁结的个体,用这样一种语言进行着并不原真的表达。

“你无法承受喜悦呀,巴勒斯坦的土地,因为施打你的棒子已经折断。因为蛇的种子将孵化为毒蜥蝎,它一出生将会吞没所有的飞鸟。”(本文的任务并不是分析其中意象所含的意旨)

莎乐美与生俱来的天性,让她在约翰面前迅速地“觉醒“:她在约翰身上领悟到了充斥着酒神精神的生命,领悟到约翰话语中一种被扭曲了的真实。莎乐美之所以能创造出摄人心魄的悲剧情节,正因为她的突然“觉醒”。她领会着先知约翰的酒神性,但并未经历那样一种领悟后更深的折磨。于是,莎乐美用一种“同毁”式的行动,作为初觉醒的酒神冲动的发泄。她意识到约翰的孤独,在一种更多是审美的精神性的爱慕诞生后,意识到这样一种交融的不可能,新生的酒神莎乐美,在没有任何犹豫和绝望的积累下选择了对个体生命最强烈的否定:将约翰从个体性中彻底解放出来。在那一瞬间,莎乐美消弭个体化痛苦的愿望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惟独约翰的眼睛始终紧闭而提醒着作为观看者的我们,个体化痛苦始终存在,并且难以逾越。

莎乐美最终的死亡成为了一个高度象征式的场景,她在象征着肯定个体化的希律王面前翩然起舞,并用自己的酒神意志将其羞辱和否定,最终亦在一种看似被迫,实则未尝不是自觉的(“唔,还得有人死。”)死亡中消解了个体生命与个体化的痛苦。


一个小透明